伴随着深圳轰轰烈烈的城市运动，大量外地人涌入深圳。他们带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，行事处世。他们展现了各自鲜明的性格气质和文化。自本期起，本刊将陆续推出“外地人在深圳”的专题，旨在呈现外地人在深圳的生存生态。

    我们无意宣扬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者地域优越论，我们只想在深圳多元的移民文化景观中，打捞一份值得尊重的人文脉络，呈现鲜活的人物故事，以飨读者。

    好大一个深圳城，处处都是湖南人

    湖南人在深圳给人的印象一个字：多。你走在大街上，到处都是满口湘腔的普通话。以至于你会产生幻觉：我是不是到了湖南?识别一个湖南人不难，你不用听他自报家门，只要他一开口，就立马可判。方言泄露了他的身份。

    谢莹是广东客家人，她说，在家保姆是湖南人，出门小区的保安是湖南人，打的的士司机又是湖南人，中午吃饭又去了湘菜馆。

    来自湖南省驻深办的数据表明，湖南人在深圳的数量将近100万，仅次于在深的广东人，居外省人之首。有人说在深圳，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湖南人。他们活跃在深圳的各行各业：从普通打工者到公司白领，从商界翘楚到知识精英，从企业高管到官场大员……

    一个湖南籍的留美博士在深圳转悠了一礼拜，最终决定留在深圳创业，除了深圳上佳的创业环境打动了他外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他遇上的人，包括他的合作伙伴几乎全是湖南老乡，“这是否预示我将复制北京人在纽约的成功模式?”他自言自语。他甚至担心，如果哪一天全城的湖南人都弃深圳而去，这个城市会不会瘫痪一半?网上有一句顺口溜很形象：“好大一个深圳城，遍地都是湖南人；好大一个海南岛，到处都有湘人跑。”

    2005年6月当选为这座城市市长的许宗衡是湖南人。据说许市长最爱吃腊鱼，当组织部长时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振华西路一个小湘菜馆吃饭。从2002年开始评选的“深圳市市长奖”获奖者中多半是湖南人。第一届2002年获奖人中兴通讯副总裁谢大雄，邵阳人；第二届2003年获奖人长城集团董事长王之，浏阳人：第三届2004年获奖人比亚迪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王传福，他虽是安徽人，但在湖南读书、生活了10多年，可算半个湖南人。

    据了解，深圳有400多家较大型的企业由湖南人创业或掌控；湖南人操理的酒店、饮食、服务业三大部门每年以60％的速度增长。深圳lT巨头金蝶和朗科的老总都是湖南人。在深圳，无湘不成军正成为新的商业神话。湘菜和攸县的哥，是湖南人在深圳最直观的招牌。

    湘人闯入江湖有传统

    湖南人与深圳的缘分其实始于上世纪50年代。50年代初，湖南在深圳设立了外贸中转站，即现在的阳光酒店、芙蓉宾馆、凯利宾馆所在地，那时被当地人称为“湖南围”。

    据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深圳说，上世纪80年代，那真是湖南人的天下。阳光酒店的保安号称在外面砍伤人，只需要放下话是阳光酒店的就能摆平。不过这样的段子我们权且当作饭后的谈资。

    地缘优势也为湖南人进军深圳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。湖南毗邻深圳，那时全国直达深圳的外省火车只有湖南开往深圳的。湖南人来深圳，下午出发，坐上火车一晚上就到了，就像到省城出个差那么方便。

    许多的打工仔打工妹坐火车来深圳找事情做，头天还在湖南，天亮就到深圳上班啦!这种便利曾引起过其他省份人的嫉妒，说你们湖南人离深圳这么近，有什么可牛皮的?可湖南人不理会，还是一批接一批，怀揣几十块钱从闭塞的山村出来闯深圳。

    湖南地处内陆，东西南三面环山，北临洞庭湖，素有“四塞之国”之称。受此地形影响，境内冬寒夏热，春秋则晴雨不定，冷热反复，气候变化无常。这种闭塞的地理和无常的气候，培育了湖南人倔强、奋斗的精神。湖南古属楚地，楚文化是湖湘文化最初的源头，楚文化中的激越、浪漫、怀疑的特质融入到湖南人的血液中。

    湖南是一个移民省。早在元、清两代曾有过大规模的移民，所以湘方言多达40多种。移民文化的特征就是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、开拓进取、敢于挑战。经过几代移民，到了近代，湖南人素质实现了全面更新。
　　在这种地理、气候、文化、移民等多元因素的交互作用下，湖南人在近代曾大规模地向全国“输出”，尤其是向北发展，出产了一批批政治、文化明星。湖南在地理上还有一个优势，即它接北承南，是东南沿海与北方往来的必经之地。故湖南人北上南下都非常方便。改革开放肇始，湖南人得风气之先，大举南下深圳和海南，既有现实原因，更是传统基因使然。

    湘菜改变了深圳人的口味

    深圳是全国人民的深圳，全国人民带来了五花八门的口味，于是各地菜式在深圳争奇斗艳，争风吃醋。一番比拼之后，菜式上的梁山座次于是开始排定：粤菜、湘菜、川菜……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目前还看不到洗牌的征兆。

    湘菜打败川菜位居老二的地位，也就是近两年来的事。人们走在街上，忽然发现湘菜馆出奇地多了起来。什么三湘人家，湘江老厨、毛家饭店、湘鄂情、小芙蓉、乡村发现、湘攸大碗菜、湘菜时代……以及它们的子店、孙店。

    有统计显示，深圳大大小小的湘菜馆已有近1000家，且家家人声鼎沸，有的餐馆甚至出现了就餐必须排队等候的场面。湖南人从深山沟里搬出来的钵子菜、瓦片菜、石锅、吊锅菜，一个接一个地大闹江湖。

    罗湖某办事处副主任陆纪是广东博罗人，单位附近的红桂路上有一家叫宝庆府的湘菜馆，“那里的菜真好吃，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三四次。”他说。

    宝庆府是一家地地道道的邵阳餐馆，三四年前，它还只是红桂路上的一间小店，毫不起眼地偏居一隅。两三年的时间，它先是并吞了隔壁比它大两倍的一家陕西餐馆一半的面积，继而又把整个陕西餐馆吞掉，进而又吞下隔壁一家广东餐馆，最后向上扩张，整个楼上一层变成了他的包房。

    广州某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，是江西人，每当站里请老记们聚餐，他想都不想就定了：“湘菜馆!”为啥?湘菜便宜，口味大众，点菜不费思量。

    湘菜成为深圳人的家常菜，湘菜馆成了深圳人的厨房，它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就改变深圳人的口味。湘菜到底有啥魔力?

    湘菜之辣天下闻名。辣得张嘴咂舌，辣得浑身冒汗，辣出了味道，辣出了境界。比起不咸不淡、中庸平和的粤菜、东北菜、江浙菜，湘菜给人带来了酣畅淋漓的体验。为迎合广东人的口味，湘菜在辣中加香，成为“香辣”，并有意降低辣度，到粤人能忍受的程度，这一招立竿见影，诸多粤菜“粉丝”纷纷倒戈。

    湘菜不同地方品味的地方菜和风味菜多达800多个，这些乡土风格的家常菜迎合了都市人的怀旧、恋乡情结。加之湘菜不贵，特适合家庭、个人及朋友小聚小酌。比起价格稍高的粤菜、徽菜，湘菜的竞争力难以抗拒。

    攸县的哥，从辉煌到困惑

    1999年8月，25岁的刘超荣怀揣500元从株洲攸县出发，乘火车来到深圳。他姐夫在电话里告诉他已经安排了路子，帮他在深圳找了一份开出租车的行当。

    刘超荣姐夫在攸县就是司机，早几年来深圳，开过公交车、长途客运车，最后发现开出租车很有赚头，就在深圳开起出租车。他是最早在深圳开出租的攸县人之一。

    刘超荣来的时候，姐夫已经帮他打点好了一切，包括以26万元的租金租下一辆捷达出租车。“那时候的钱好赚，一个月差不多能赚八九千，手气好上万元也是常有的事。我记得深南路上载客率最高，很少有放空的。”刘超荣沉浸在对当年的回忆之中。半年时间，他跑破了两双鞋。

    此后来深圳开的士的攸县司机呼啦啦多起来。早几年在深圳8000多辆的士中，近6000辆归攸县人所有，占深圳的士总量的七成。

    就像大多数“攸县的哥”一样，刘超荣也住在位于福田区的石厦村，深圳5000多“攸县的哥”大部分居住在这个被称为“城中村”的地方。加上他们的亲属和住在这里的亲友，这地方据说有10000多攸县人，形成一个“攸县部落”。

    刘超荣在这里住了7年，老婆也常年跟在身边给他做饭，两个孩子则留在老家上学。寒暑假他们就过来与父母团聚。春节他们一般也在深圳过。刘超荣感叹现在的钱不再如以前好挣，“每月到手3000块就不错了。”他说以前出租车少，私家车也少，运营成本低，路也没有现在堵，还有一点是，以前根本就没有蓝牌车，所以前几年的出租车开得更舒心。

    刘超荣承认，在深圳，攸县的哥的辉煌期已过，现在“攸县的哥”只占深圳出租的三成不到，很多的哥纷纷改行。有的开起餐厅，深圳60多家攸县大碗菜基本都是的哥开的：有的买起了挖掘机，开始进军深圳的土方工程：有的改行开大货车：有的开士多店；有的到全国各地投资小煤窑。

    “明年我也将转行，想买一辆蓝牌车。虽然挣了些钱，但那都是血汗钱，不敢轻易投资。”刘超荣显得有些困惑。

    陈宏：找一个留在深圳的理由

    陈宏，生于1973年，湖南缓宁人。深圳著名的“网络四剑客”之一。先后就读于湖南科技大学、浙江大学。曾任某中央级大报负责深圳新闻记者。出版有《1979－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》等著作。

    经世致用、心忧天下是湖湘文化的内核。自晚清及近代以来，从写《海国图志》的魏源开始，这种精神一直延续下来，谭嗣同、陈天华、黄兴、蔡锷是其中个性最为鲜明的代表。

    湖南人一般有思想、重理想，言政是湖南人的传统，但言政而不干政。为了理想，大则舍得生命，中则舍得声名，小则舍得钱财，湖南人的精气强悍而执着。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也体现在深圳的湖南人身上。

    比如在深圳舆论界，存在一股以“网络四剑客”为代表的民间力量，他们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为深圳的发展建言献策。“四剑客”，即呙中校(我为伊狂)、金城(金心异)、黄东和(老亨)以及网名为“夜郎锅王”的陈宏。其中，黄东和和陈宏两人是湖南人。湖南人心忧天下、言政而不干政的传统在他们血液里流淌不息。

    陈宏最近出版的《1979－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》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。本刊记者为此对陈宏进行了专访。

    陈宏把采访的地点约在莲花北的一个茶楼里。这里离他工作的单位很近。他是直接从单位的会场走进茶楼的。

    一边工作，一边写作，是他多年来的生活状态。在上世纪90年代末，他第一个报道深圳那起震惊海内外的假外商特大诈骗案，此后他又连续写出几篇令高层震动的内参而名动一时，而后却又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。

    他辞去了记者的工作，选择躲进一家大型国企，选择成为一名自由学者，选择脱离公众的视野。他说完全是为了写作《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》这本书，他认为这样有利于保证对于历史观察的民间立场。

    “我们正在拍摄一部反映两万转业工程兵在深圳的记录片，名字叫《我和我的兄弟连》。已经与中央电视台、凤凰卫视等多家电视台签定了播出协议。”谈起深圳，他就会变得滔滔不绝，他说话中气很足，看上去精力过人。普通话里流露出方言的味道。

    写作上他是快手，一天一夜能写两万字，并且是一次成活，基本不用修改。敲击电脑键盘的声音是他夜晚最美妙的音乐。写累了，或者卡壳了，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深夜的深南大道恣意狂飙。2003年他还出版了一套5卷本野狐禅式的英语教辅书，至今居然年年再版，已发行5万套。

    他每年都要回湖南老家，尤其是在身心疲惫的时候。他把家乡当成了心灵的疗养院，涤荡着大都会带来的烦恼和尘垢。

    在深圳，他有三个必去：同学聚会必去，老乡聚会必去，志趣相投的同道聚会必去，其他的应酬能推则推。

    听听乡音，吃吃湘菜，在深圳是他最大的享受。

    明年再版，书名将有改动

    记者(以下简称“记”)：《1979－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》自2006年1月出版、3月再版以来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这在你的预料之中吗?

    陈宏(以下简称“陈”)：各方的反应没有超出我的预料。官方没有封杀它，这在我的预料之中。书出来之后，深圳官方持相当欢迎的态度。一些文化宣传部门还积极购买，并把它作为重礼送给客人。这再一次验证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开放和自由。读者的认可度也没出乎预料，首印3万册，不到一个月就卖光。在2006年北京的全国书展上，征订量超过3万册，成为书市上第一大黑马。全国大量的读者，包括深圳的文化研究者通过电话、邮件以及网贴的方式向我表达了他们的关注，这令我很感动。

    记：现在书店里这本书基本脱销，还会加印吗?

    陈：作为重大选题，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抢时间没有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报批，被要求暂停发行。据出版社告知，湖北省委书记看了该书后认为没什么问题，要出版社跟国家出版署好好沟通。这本书将在明年再版，不过书名将有改动，内容也将写到2006年。

    我在做一项抢救深圳历史的工作

    记：写作此书的最初动因是什么?

    陈：我只想整理一下对深圳的感情和思考，找到一个可以在这座城市继续呆下去的理由。那时候我是广州派驻深圳的记者，周围的朋友一个个要么忙着出国，要么打点行李准备投奔上海，呙中校的网文《深圳，你被谁抛弃?》犹豫一枚炸弹在城市的上空炸响。整个城市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。深圳到底能不能发展，还有没有前途，个人的命运跟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，那段时间我的心常常是莫名地难受，整夜整夜睡不着。假如我不能给自己一个信任这个城市的理由，我怎么会爱上她，怎么会把我的前途和终身托付给她呢?于是我便开始向后转身，去触及深圳那不为人翻动的历史。一位老人告诉我，人们之所以质疑深圳被

抛弃了，原因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深圳的繁荣从何而来。

    记：此书你耗时6年，采访了150多位当事人，查阅了大量的史料，你又自序说为此失去两段爱情，母亲也在期间去世，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完成的?

    陈：一是有包括袁庚在内的老领导的支持，反映深圳的书有一些，但基本都是零散的，碎片式的；再者，如果再不写出来，随着一些深圳老领导的去世，深圳的历史就没人知道了，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一项关于深圳20年改革史的抢救工作。

    记：因为是个人写作，你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求证，以求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，这是你的写作策略吗?

    陈：是的。如果不以个人的身份写作，我就会放弃。假如接受了官方的资助，坐在官方提供的办公室里享受着免费的空调和电脑，这本书不可能写出，即使写出，也不可能出版。尽管有很多人希望资助，但我一分钱都没有接受。

    记：你对“还原历史真相”的努力抱有多大的信心?

    陈：这本书所描述的大事件的真实性从读者的认可程度就可看得出来，它通过了读者的验证，是站得住脚的。但对于一些敏感的大事，限于各种原因，有些历史细节没有很清晰地呈现出来，只能留待以后了。况且仅仅一本书还不足以反映一个城市的20年，它需要多部书、需要很多人才能把它表达出来。

    记：你希望读者如何去读这本书?它是野史还是正史?是文学还是纪实?

    陈：不要把它当成所谓的正史，也不要当成野史，把它当成一个了解深圳的契机，一段引子，一扇窗口，认识到深圳创业的艰难和起伏。

    我们在意“民间”这一身份

    记：你如何看“网络四剑客”这样的民间力量?

    陈：共同的兴趣爱好，以及共同的对深圳的思考把我们四个人捆绑在一起，我们借助因特虎这一纯民间观察者的平台，与网友一起讨论关于深圳前路的种种问题。在我们“四剑客”中，观点也不尽统一，甚至截然相反，比如呙中校是最著名的深圳“抛弃”论者，而金城则是倍受深圳高层激赏的“信心论”者。东和是真正的、彻头彻尾的“深商”概念首创者和“深商”品牌第一推手。我们看重的是自由地思考和表达。我们在意“民间”这一身份，可以不受官方左右，不被金钱羁绊，不为名利所累。这或许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。

    记：自由学者、民间观察家、企业高级白领，你更喜欢哪一个称谓?

    陈：自由学者。我更愿意以一个自由的思想者的形象出现。

    记：深圳应从她25年的历史中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?

    陈：深圳只有一样资源，那就是改革。唯有改革，深圳才有出路，并且只有大改，才能解决大问题，才有大发展，大希望。我指的改革首先应该是政治体制的改革。盐田的基层直选，南山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竞选广告，等等，都是深圳政治体制改革的好的开端。长三角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很快，经济机制不是主因，关键是它的政治体制改革处理得比较好。

    记：今后你还将以怎样的方式关注深圳？

    陈：这部书只是我关于深圳三重唱的第一曲，另两曲是一部长篇小说，一部电视剧。《深圳民间观察》解决了深圳大事件的问题，小说解决的是关于深圳细节的问题，而电视剧解决的是人物心灵史的问题。我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产品，为读者提供一个多角度、多层面解读深圳、喜欢深圳的可能。

    今后将更多的是采取介入的方式关注深圳。如参加高层论坛、小型政策论证会等等活动，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上层决策。

    邓国顺：软驱终结着

    邓国顺，1967年出生于湖南石门县，中山大学计算机学业本科毕业，后获中国学院北京计算机中心硕士学位。1992年毕业，任职于联想公司。1993年赴新加坡工作，曾担任亚太地区Philips公司系统经理。1999年，结6年留学打工生涯回国创业，与成晓华共同研制出世界第一款闪存盘，取名优盘。同年成立深圳市朗科(Netac)科技有限公司，任总裁至今荣登2003年度“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”榜，被誉为“闪存之父”和那些被极度恭维的中国企业家相比，邓国顺应该获得更多的尊敬。

    这个39岁的湖南人，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“优盘”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先后起诉业界巨头索尼、PNY(美国存储市场排名第二的企业)“非常严重”地侵犯自己的专利权，他甚至成为第一个跑到美国收取专利费用的中国人。

    他发明的“优盘”，已经成功地取代了索尼公司统治市场十几年的软驱，他只用了7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角色转变。

    邓国顺已成为我国计算机领域的高级科技人才。但他出身贫寒，小时候以能吃上一顿不拌红薯的白米饭为最大奢望。为节省到石门一中22公里路程6角钱的车费，他每周往返家里背米带菜都是步行，高中三年，步行5000多公里……他明白，要想闯出了，只有靠读书，他从小就具有湖南人科技报国的理想和抱负。

    没人相信我们会成功

    1999年的那个春天，邓国顺32岁，他决定成为一个老板。

    当时，电脑从主板、CPU到鼠标、键盘都在不断更新换代，惟有软驱多年顽固不变，而且始终都是标准配置。“能不能发明一款容量比软盘大，更加稳定的存储产品呢?”邓国顺和他的中科院同门师兄、湖南湘潭人成晓华在新加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。两个人为这个想法一夜未眠，第二天就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回国创业。

    怀揣着深圳市政府赞助的12万元现金和几句鼓励的话，他们在深圳罗湖区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正式宣布公司开张，“虽然总共才2个人”。1999年下半年的很多时间里，邓国顺几乎足不出户、闭门造“盘”。

    “并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成功。”邓国顺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创业时的情景。他当然也十分准确地记得，3个月后将自己发明的闪存盘插到电脑的USB接口上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图标，“我当时几乎快跳起来了。”他兴奋地描述。

    那一年的11月份，全球第一款USB闪存盘面世了，朗科公司将其命名为“优盘”。7年后的今天，这个名字几乎成了整个行业的通用名称。

    具有湘人的勇敢与倔强

    在朗科的每个会客室里，都无一例外地挂着一个镜框，里面写着：成为移动存储和无限数据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先者。这是邓国顺对朗科公司未来的宏愿。

    创业的过程困难重重。从产品研发，到申请专利权，再到知识产权维权，以及与国际巨头的合作与竞争，这些都是困难，但是邓国顺和成晓华两个湖南人却坚韧地走了过来，获得了开创性的成功。“这可能缘自湘人血液中的勇敢与倔强。”邓国顺说。

    为什么选深圳?“深圳的总体发展条件要好，政府又对高科技企业进行政策性扶持。”邓国顺还认为，深圳是移民城市，这一点与美国相似，所谓“移民创造财富”，大家都是深圳的外地人，也都是深圳的主人。大家来自天南地北形成了一种明显的“深圳性格”，那就是务实、有激情，这种性格是非常适合创业的。

    向外国公司收取专利费用

    目前朗科已申请了200多项发明专利，其中有两项基础发明专利。在深圳起诉索尼电子(无锡)有限公司侵犯专利权后，2006年2月，朗科又将美国三大闪存类产品制造商之一的PNY告上法庭，成为“中国企业境外专利维权第一案”。邓国顺对此的解释是：“我们不一定要以卖产品的形式进入美国市场。都说一流的企业卖标准，我们希望知识产权能够作为一个盈利的产品，使得朗科能够从中获益。”

    在此之前，只有中国公司被外国公司用傲慢的语气收取专利费用。 事实上，早在2004年，包括DELL、HP、NEC、联想、方正、清华同方等国内外PC巨头就都开始放弃使用软盘，闪存盘将成为软盘的终结者。

    邓国顺说，闪存盘将在未来的两年内彻底取代软驱，并将成为计算机的标准配置。这一标准将由朗科公司倡导并参与制定。邓国顺还提出一个让人吃惊的设想，未来3－5年内闪存盘有可能取代几十G、甚至上百G的硬盘，SD卡和酷贝MP3的组合也能取代DVD播放器。

    周友德：激情，政坛文坛两相宜

    周友德，政府官员、作家。出生于湖南衡阳。1972年开始发表新闻、文学作品，至今给200万字。出版《冷眼向洋看世界》等七部著作。作品多次在全国、全省获奖。曾任深圳市政府住宅局党组成员、纪委书记。现在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工作。

    一切与文化有关的事，他都热爱。 “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湖湘文化的基因。”

    台湾著名诗人洛夫的三千行长诗《漂木》，正是在他的多方斡旋下，才得以在大陆出版。他担任《深圳青年》杂志的专家顾问长达10年之久。

    他是那种把务实与浪漫完美统一的湖南人。为官，或者为文。

    他用“激情”征服北大学子

    面对台下150多名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学生，周友德开始有点紧张。9月27日来北大演讲之前，就有同学悄悄告诉他：就是校长许智宏在演讲，我们也有人敢从他面前退场。

    在北大学生眼里，没有权威，只有真知灼见。周友德确定的演讲策略是讲真话，用心交流。他从自身的经历讲起，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初中肄业生通过刻苦自砺，取得今天成就的自我实现过程。他传奇般的人生故事和珍贵的人生经验折服了向来挑剔的北大学子。

    他说：“激情，就是美。”我们要对生活、对人生充满激情。

    1991年，周友德43岁。他放弃了在家乡衡阳拥有的一切，包括在《衡阳日报》17年积累的人脉资源，以及已经身为衡阳市宣传部副部级新闻主管的地位和荣誉，毅然奔向深圳。

    “我不是冲钱而来的。”面对别人的不解，他分辩道。

    他认为内地是养身体不是养精神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僵化思想带给他的压抑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他任报社文艺部主任，花了30多块钱买了平生第一套西装。马上就有人劝诫他，要注意影响。

    当新闻主管时，他率先把新闻工作者的现代意识作为一个课题提出，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现代意识。这些现在看来只是新闻常识的东西，在当时他是那么孤掌难鸣。深圳自由的空气让他着迷。就这样，他投奔深圳而来。

    科学是忙出来的，文化是闲出来的

    周友德酷爱读书，相信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他拥有的藏书已突破一万册，他家书房由几个高高的书柜组成。他就这样坐拥书城，书房成了他灵魂的栖息地。1997年被评为深圳市首届“百家藏书爱书家庭”，并位居前10名。

    “一个人要持久地对周边的人有吸引力，就要不断地吸收养料。”他说读书可以使人从量变发生质变。

    周友德还全身心地投入到深圳读书月活动当中去。每一次的名人讲座，他场场不落去听。读书月征文举行了5次，他参加了3次，3次都获奖。

    “深圳是有文化的，包括高水平的文化人和文化土壤。深圳不是文化沙漠。”周友德认为深圳有大量懂得文化品味的人。但经济饥渴症使他们暂时迷失了方向，经济中心主义挤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好。但随着经济的富有，时间的充裕，整个城市的节拍会慢下来，一慢下来，“文化的东西就将显现。余光中说‘科学是忙出来的，文化是闲出来的’，很有道理。”他说这种“闲”不是闲而无事，更不是“驼鸟政策”，而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脱，他喜欢“身体在红尘中行走，心灵在荒村里听雨”的人生态度。

    务实与浪漫是湖湘文化的精髓

    湖湘文化到底是什么？精髓何在?人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做出不同的解读。在周友德的眼里，湖湘文化是“务实基础上的浪漫和浪漫基础上的务实”。他说，你看从曾国藩到毛泽东，再到朱�基，无不是务实和浪漫的完美结合，既有严谨务实的一面，又有浪漫情怀的一面，充满了政治家的大度和诗人的气质。有人总结说，湘西的美在“沈从文的书里，黄永玉的画里，宋祖英的歌声里”。这其实也是湖南的美。他说，现在很多领导人大都严谨有余，而浪漫不足。

    长久地浸淫于湖湘文化的氛围中，湖南人的性格特征无形中在他身上显现出来，比如要强、敢闯、务实、风趣。他工作起来务实又较真，绝不打马虎眼，具有湖南人的骡子脾气。他的著述全关乎社会人生，与风花雪月不沾边。他骨子里具有湖南人的浪漫情怀。他读书写作、看奥斯卡大片、郊游。他说深圳80％的美展他都去看过。

    虽然安居深圳，但根之所系，他依然难舍家乡。他打算退休后把老家的旧房子修整好，每年都回去小住一段。在大都市呆久了，有些东西难免要被遮住和淡忘。故乡和深圳，一个落后，一个现代，他要在这两种反差悬殊的相互参照中，洞悉世事和人生，探求生存和命运。

    肖酉玲：舞开深圳之门

    肖酉玲，湖南洪江人，1981年出生，1997年来深圳，一直以舞蹈为业。2002年当选为“福永形象大使”。现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文体中心舞蹈专干。先后读于湖南艺术学校舞蹈专业、星海音乐学院舞蹈专业，由她出演或编排的舞蹈多次获全国及省市大奖。

    湖南洪江，沈从文笔下的沅江岸边，一个扎着两条羊角辫的小女孩常常站在舞蹈班的门口，看穿红舞鞋的大姐姐跳舞。这一幕被当戏曲编剧的爸爸发现了，也把她送进了舞蹈班。这一年，小女孩5岁。

    小女孩就是后来当选为深圳市宝安区“福永形象大使”的――肖酉玲。一双明澈的大眼睛，说话时总是嘴含微笑，米黄色的紧身衣搭配着牛仔裤，让人想象着4年前的“形象大使”的青春魅力。

    肖酉玲是一个典型的“湘妹子”，清纯漂亮，泼辣，有主见，敢于闯荡。17岁那年，肖酉玲就来到深圳，父母不放心，是爸爸亲自陪她来的。“一晃快10年了，就像做梦一样。”
　　2002年，福永举办第二届“形象大使”的选拔比赛。第一届因为有演出错过了，这一届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那时候她是星海音乐学院宝安分院的舞蹈老师，凭借其明显的优势，她一举夺得了形象大使决赛冠军并荣获“最佳形体奖”、“最佳才艺奖”。
　　在肖酉玲看来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比赛的过程，与别人比，更与自己比。“就是要不断地挑战，不然你怎么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?”
　　通过“形象大使”比赛，肖酉玲第一次在公共平台淋漓地展示了自己的气质才艺，也使她变得成熟，知道了做人的担当和责任。顶着“形象大使”的桂冠，你要参加公益活动，你要学会从别人和公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。你不得不收敛起一些太自我的习惯，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了，包括言语、着装、行为等等。
　　“如果是单纯的选美比赛，我想我不会参加。”
　　2003年，肖酉玲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。她通过了宝安区在全国范围内吸纳文艺人才的招调考试，正式调入了深圳。“那时我的梦想就是想留在深圳。我实现了我的梦想。”
　　获得深圳市第六届“鹏城金秋”艺术节金奖双人舞《行囊落下是故乡》是肖酉玲参与编排、表演的。舞蹈讲述了一男一女坐火车从内地来深圳寻梦的故事，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最后留在了深圳。这个感人的舞剧几乎就是肖酉玲人生故事的翻版。“可以说是我的写照。也是很多像我一样寻梦者的写照。”
　　今年1月春节期间，肖酉玲随宝安艺术团到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等欧洲四国巡回演出。一下飞机，连时差都没倒过来，就赶到剧院为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华侨以及洋观众表演节目。这是肖酉玲第一次出国演出，面对诺大的剧院以及全然陌生的观众，肖酉玲有点紧张，但更多的是兴奋。她表演了双人舞“两棵树”，以及独舞，节目的中国味道浓郁，赢得了国外观众的热烈掌声。
　　德国一家媒体还不吝赞词：“演出单位虽名不见经传，但节目的质量是上乘的，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看完这台晚会，我们的感触是：真正的艺术在民间，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艺术的传播者和耕耘者。”
　　演出是一个演员的生命。肖酉玲每年都要随团去香港、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演出。“但舞蹈是吃青春饭的，可能以后就跳不了了。”她希望慢慢完成从舞蹈演员向舞蹈编导的转型。
　　“演员是二度创作，就是诠释别人的东西，而编导是一度创作，创造自己的东西。当然，演员也要花很多心思去塑造一个人物，但编导是花很多心思去创造一个人物。我希望自己既能二度创作，也能一度创作。”
　　肖酉玲总喜欢在简历上称自己为“喜欢跳舞的湘妹子”，尤其能吃辣。刚来深圳时，最难受的就是不能吃到辣椒。宿舍楼下尽是粤菜馆，每天都要为吃而发愁。有一次跟朋友去了罗湖一家湘菜馆，吃到了家乡热烈的辣椒，才狠狠地解了一回馋。现在她吃饭越来越离不开辣椒，“辣椒是越吃越重了。”
　　“但我不是辣妹子，是吃辣椒的妹子。”她自认为性格中柔的成分多一些。但有时也有严格和坚毅的一面，比如在给演员排练的时候。
　　梦想是一段一段的。当第一阶段的梦想实现之后，“希望能在事业上更进一步。我一生都不会离开舞蹈。”